回顧政策歷程，10年間，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決心。事實上，生育背后還有諸多復雜的社會因素相互牽扯，“說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系列報道，精選國內外新刊發的人口研究，將后人口轉型時期人們的生育決策及行為置于“顯微鏡”下，以人為本，探究細節。

 

　　今天，本系列第推出第一篇，聚焦“二孩家庭”。站在“三孩時代”回望二孩，那些率先多生的家庭怎么樣了？

 

　　若以家庭為單位，生二孩對夫妻雙方的就業和收入影響如何？

 

　　近日，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的一項研究給出數據，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與生育一孩相比，生二孩的妻子就業幾率下降9.3%，而在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數量對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

 

　　此外，該研究分析表明，生育一孩將使得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 5。 6 %，繼續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 7。 1 %。

 

　　該研究題為《中國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基于收入分層的視角》，研究論文于2021年7月發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該院教授石人炳。

 

　　與一孩狀態相比，生二孩后母親就業幾率下降9.3%

 

　　該研究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年共5期追蹤數據進行統計分析，CFPS 由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 （ ISSS） 組織實施，調查基線樣本覆蓋25個�。ㄊ小⒆灾螀^）。該研究中，有3734個調查對象共計7642人次的調查數據納入統計分析，樣本年齡在25—55歲，有二孩的家庭二孩出生時間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及以后。

 

　　該研究應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從就業和經濟收入兩個方面，檢驗了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

 

　　從就業情況來看，研究發現，在控制個人人力資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變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數量與妻子就業幾率存在負相關關系，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

 

　　就妻子而言，與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個孩子使得其就業幾率下降約6.6%；繼續生育二孩，其就業幾率再次下降9.3%（與一孩狀態相比）。

 

　　研究者認為，既往對孩子機會成本或“母職懲罰”的研究多討論收益，而忽略了就業幾率的考察，有些研究甚至刻意只選取有工作收入的女性作為樣本；其實，生育對女性就業機會的負面影響，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懲罰”。

 

　　對此，研究者解釋道，工作的意義不僅限于“收入”，失去工作還意味著失去地位、失去社會價值、失去對自我的認同以及由此帶來的更廣泛意義上的“機會成本”。

 

　　具體到生孩子對母親工資的影響，既往研究給出了數據。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使用CHNS（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調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調查數據，發現生育第一個孩子使得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7%，生育第二個孩子使得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16.8% （均是與未生育之前相比）。

 

　　此外，從家庭收入來看，該研究發現，生育1個孩子將使得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繼續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

 

　　對于以上結論，研究者總結道，不管是從勞動力市場參與過程（就業）維度還是從勞動力市場參與結果（經濟收入）維度考察，家庭生育第二個孩子均須付出更高的邊際機會成本。

 

　　研究者認為，該研究從邊際機會成本的視角為現代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論解釋和實證經驗。其分析道，撫育子女的邊際成本上升、效用下降，使得因應道德和傳統文化要求，已經生育了一個孩子的父母在二孩生育決策中，選擇了經濟理性——以“質量替代數量”，不再生育第二個孩子，進而導致社會整體的二孩遞進比下降以及總和生育率降低。

 

　　中產“夾心層”承擔更多生育壓力

 

　　對于經濟實力不同的家庭，二孩生育影響是否存在差異？該研究分析顯示，從就業幾率影響及收入影響來看，中等收入家庭往往承受著更多壓力。

 

　　針對妻子就業幾率的影響，該研究使用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數值 （ 25%分位數、75%分位數） 作為界限，將妻子所在家庭劃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個群組，分組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生育二孩對妻子就業的影響只在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中顯著，其邊際負面影響效應分別達到16.1%和20.5%。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數量對妻子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

 

　　同時，對于人力資本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丈夫個體而言，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并不會顯著影響其就業幾率。該統計效應在不同收入層次的家庭中并無異質性。

 

　　就二孩對家庭收入影響，該研究取得了一個有意思的發現：低收入家庭一孩的邊際機會成本（9.7%）高于二孩（5.8%），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8.6%）高于一孩（4.6%）；同時，對于高收入家庭，孩子邊際機會成本的統計效應不顯著。

 

　　至此，該研究驗證，不論從生育影響就業的角度看，還是從生育影響家庭勞動力市場收入的角度看，結果均表現為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更高。

 

　　對于中等收入家庭的二孩壓力更大，研究者分析，可能的解釋是，收入約束、單位時間成本、育兒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塑了“工作—生活”沖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孩邊際機會成本在不同收入群體中的異質性分布。

 

　　具體而言，低收入群體育兒期待相對較低、時間成本也更低，在二孩撫育中投入更多時間親自照料，邊際機會成本會更低。對比而言，高收入群體有能力通過購買高品質育兒服務，弱化“工作—生活”沖突，降低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

 

　　對于中等收入群體而言，一方面，她們對邊際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存在更加明顯的“育兒焦慮”，更加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另一方面，他們將更多時間投入勞動意味著更大的機會成本損失，與此同時，他們也不太可能像高收入群體那樣購買滿足其更高期待的育兒服務。

 

　　也就是說，中等收入群體可能面臨更加強烈的“工作—生活”沖突，故而事實上承擔了更大規模的二孩邊際機會成本。

 

　　研究者分析道，中等收入家庭為二孩生育行為付出了更高的機會成本，一方面源于該群體對子女撫育質量的更高期待，另一方面源于現有的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務不足以支撐該期待。

 

　　“問題在于，正式支持體系的缺失使得兒童養育的成本完全由家庭承擔——父母付出更多的養育成本，但孩子未來創造的價值卻更多為全體社會成員享有而非只為父母獨有。”研究者寫道。

 

　　研究者提出，應對之策一是建立兒童撫育成本的社會分擔機制，減少家庭直接的育兒支出；二是增加托育服務的有效供給，降低家庭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