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首日，對于目前正在美國硅谷工作的華裔女學者羅茜茜而言，這個年過得并不輕松。她在這一天實名舉報了12年前作為她博士生副導師、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稱陳小武曾對她以及另外6名女性學生進行過性騷擾，并在隨后通過其在國內的律師公布了數份證據。

 

　　此事在新年伊始，引發輿論的關注。

 

　　實際上，近年來有關導師性騷擾女生等類似校園性騷擾事件時而見諸媒體。錢報記者在近日調查中通過多個渠道證實，雖然總體上性騷擾屬于小概率事件，但此類事件的實施者和受害者，可能就在我們身邊。

 

　　我省某高校曾做性騷擾調查

 

　　對于這次性騷擾事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官方通報，已暫停陳小武的工作，并對此事進行調查核實。陳小武則回應稱沒有做過違法亂紀的事，并鑒于涉及個人名譽，會保留一切合法權益。

 

　　關于校園性騷擾，不僅社會機構有過大量的調查，一些高校也在盡力借助調查結果的發布來警示或促進消除此類問題。

 

　　我省一所高校就曾在2016年做過類似調研并在其官微上發布過一個報告，雖然從科學專業層面來看或許調研方式和結果有所不足，但依舊是校園防性騷擾的重要警示手段。

 

　　錢報記者在這份公開發布的調查中看到，在由來自不同學校學生受訪者參與的506份網絡調查問卷結果中，超五分之一的同學明確表示遭遇過性騷擾。

 

　　該高校的調查結論里還顯示，現實生活中同學們在遭遇過性騷擾后，大部分同學選擇憋在心里。同時不管是現實或是假設，報警選項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影響他們選擇的，除了不想把事情搞大，還有的是覺得報警無用，報警也追查不到騷擾犯等想法。

 

　　那一晚我如何躲過老師的性騷擾

 

　　羅茜茜的遭遇看似只是個例，調查結果或有待細化，但實際上此類問題近年來在校園中被曝光的并不少，有的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記者輾轉聯系到一位曾遭遇性騷擾的學生。

 

　　“看到羅茜茜的那篇實名舉報，讓我很佩服，只是我沒那樣的勇氣。”這幾年來，每當周霞（化名）看到女性遭性騷擾，特別是女學生遭性騷擾的消息時，思緒總會被拖回11年前的一個夜晚，她覺得那是此生至今為止，最無法接受并漫長難熬的一夜。

 

　　那會兒她正值大二，性情活潑開朗。有名老師開了一門新課深受歡迎，上課風趣的他，也讓很多同學尊敬。

 

　　“我課后跟他交流比較多，但都是好幾個同學在課間一起去找他聊的那種。”有一天課后，這名老師喊住了周霞，“當時他說家里有幾個愛好詩歌的友人聚會，也想邀請我去。”

 

　　這樣的機會難得并且是聚會，于是她沒多想就答應了。

 

　　“當晚，我如約前往，可家里只有他自己，桌上擺著一點酒菜。”周霞進門后這名老師告訴她，其他人將會晚到，他倆先吃起來，“當時我喝了一小杯啤酒，聽他大侃特侃。”

 

　　坐等半小時后，依舊沒人來，但這名老師從周霞對面起身坐到了她身邊，繼而開始勾肩搭背、動手動腳……

 

　　意識到不對勁的周霞趕緊起身謊稱要去洗手間得以脫身。她在洗手間里待了一刻鐘，期間那名老師還多次來敲門詢問要不要幫忙。

 

　　強壓著情緒并讓自己冷靜下來后，最終她決定不顧一切離開，“我慌忙走到客廳后拎包想走，可發現門被反鎖了。而老師則過來準備抱住我。”

 

　　周霞極為肯定地說，那名老師當時并沒喝多，處于意識清醒狀態。

 

　　出門受阻后她被這名老師拉住，恰好此時有同學打來電話，她趕緊接通并放大聲音告訴同學自己在哪里，“但我并沒說自己遭遇了什么，這個電話讓那名老師立刻就收斂多了。”

 

　　但收斂只是暫時的，電話一掛那名老師隨即擋到了門口，周霞慌忙再度躲進洗手間并反鎖了門，“那一整夜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辦，也不敢跟同學們說起這件事情，就在洗手間里躲著，不管他怎么敲門怎么說我都找借口搪塞，直到天亮。”

 

　　熬了一整夜后，那名老師也疲倦了，周霞才勉強脫身離開。“這事兒至今都讓我無比緊張甚至感到惡心，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和我有類似遭遇的同學。”

 

　　大多數騷擾事件不了了之

 

　　周霞的遭遇是近年來時有曝光的校園性騷擾事件中的一起，相比之下，她還算幸運，至少安全脫身。

 

　　2014年刊發于《婦女研究論叢》的論文《學術性騷擾的共犯性結構：學術權力、組織氛圍與性別歧視》是研究校園性騷擾的重要參考之一。

 

　　錢報記者聯系到了論文作者、性別平等傳播倡導組織新媒體女性的發起人李思磐。

 

　　她告訴記者，在面對個案發生時就擴大譴責范圍其實并不理性，她認為從大面上說此類還是小概率事件。

 

　　北京紀安德咨詢中心項目主管韋婷婷也向錢報記者提供了一份由她撰寫、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和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等組織聯合操作的《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通過6592份樣本和上百份口述內容組成調查結果顯示，有69.3%的受訪者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女性又占到75%。性騷擾事件中有六成是陌生人，有近一成是學校上級（領導、老師、輔導員等）。

 

 

　　此外超過五成的性騷擾發生在校外公共場所，而超過四成性騷擾發生在校內公共場所。在學校內更易出現和高發的是性別騷擾和不受歡迎的性企圖，性強迫這一類較為嚴重的性騷擾行為則更容易發生在校外和校內的私人場所中。

 

　　在長年調研中李思磐發現，這些加害人并非普通的高校老師，因為普通老師并沒有太多權力，“一般老師不會使用強制性的權力，但有些老師則很明白自己手里的牌，他就會將哪怕小小的權力也發揮到極致。特別是利用他的榮譽稱號、思想和學術影響力、學術資源等，以此甚至不惜利用公共資源來交換、謀取各種私人利益，包括性利益。”

 

　　不過李思磐一直強調，此類涉及知名學者教授的事件應該只是小概率事件，而不宜盲目擴大譴責范圍。

 

　　但為何一直沒有很好的解決？

 

　　李思磐認為其實是高校沒在這方面形成比較好的制度化解決方式，“遇到這樣的狀況，更像是公關應對，外界壓力和非議多一點就重視處理，輿論風暴不夠，就可能不了了之。”